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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法律服務
      港仲新規則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訪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秘書長莎拉·格里梅
      發布時間: 2019-04-09 11:29      來源: 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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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秘書長莎拉·格里梅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供圖  

      □ 毛曉飛

      莎拉·格里梅(Sarah Grimmer),現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HKIAC)(以下簡稱“港仲”)秘書長。

      格里梅畢業于新西蘭威靈頓大學,曾經在國際商會仲裁院(ICC)和海牙常設國際仲裁法院(PCA)擔任法律顧問和仲裁庭秘書,具有豐富的國際仲裁機構工作經驗,2016年出任港仲秘書長。

      為了深入了解港仲的最新發展情況,近日我采訪了格里梅。

      不同仲裁機構受理案件范圍有別

      毛曉飛:你是如何涉足國際仲裁領域的?

      格里梅:2002年,我從新西蘭到了法國,先在謝爾曼·斯特靈律師事務所工作了1年,然后又去國際商會仲裁院做了3年的副法律顧問(deputy counsel)。在那里,我的國際仲裁知識得到了極大豐富,特別是在仲裁程序方面。

      之后,我又在海牙常設國際仲裁法院工作了近十年,主要是擔任仲裁庭秘書(tri1bunal secretary),由此也接觸到了很多投資者與國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仲裁案件。

      毛曉飛:你在不同的仲裁機構工作過,覺得它們之間有什么差別嗎?

      格里梅:國際商會仲裁院(ICC)和港仲還是比較相近的。兩者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港仲所受理的案件主要集中于亞洲地區,特別是不少中國內地當事人與外國人當事人之間發生糾紛時,會選擇中國香港為仲裁地。

      在國際商會仲裁院,一個法律顧問可能同時要負責上百個仲裁案件,對于案件的管理也大多都是表面的、輕度的管理。海牙常設國際仲裁法院則不同,它是一個基于國家間條約形成的國際仲裁機構。在那里,仲裁庭秘書一般不會管理那么多仲裁案件,因此可以深度參與到案件的審理與裁決中。仲裁庭秘書需要根據仲裁庭的指示起草很多文件,包括仲裁裁決書。

      越來越多女性擔任仲裁機構高管

      毛曉飛:目前在知名國際仲裁機構中,包括港仲,有不少杰出女性出任機構的秘書長一職,比如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SCC)、倫敦國際仲裁院(LCIA)等。這是否算一種變化?

      格里梅: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人們的確發現在仲裁機構的高管職位上,缺乏女性身影,現在則有了不少的改觀。

      這些出任秘書長職位的女性都非常出色,她們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只要看一下她們的簡歷,就可以知道為什么她們能夠獲得今天的職位。

      毛曉飛:女性擔任仲裁機構的高管需要具備什么能力,而她們又能夠為仲裁機構作出何種特殊貢獻?

      格里梅:我個人覺得,要成為仲裁機構的高管,從事仲裁的女性首先需要熟悉國內和國際仲裁規則與相關程序,具有廣泛的仲裁及行業專門知識,同時還需要在管理、演講和機構領導方面具備相應的才能。

      另外,創新和影響變革的能力,也是女性能否擔任高級職位的重要考慮因素。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擔任重要國際仲裁機構的高管,這對于年輕的仲裁人來說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人們會把這看做是一種“常規”,而不是什么“特例”,這對于年輕女性來說是一種莫大的鼓舞,她們知道自己也可以有廣闊的選擇空間,自己的職業愿望也是合理的。同時,這還有助于矯正那種認為女性只能或者只應當局限于做某些事情的負面想法。

      去年有92個案件涉及內地當事人

      毛曉飛:剛剛過去的2018年,對港仲而言是怎樣的一年?

      格里梅:2018年港仲的案件總數為521件,其中有265件仲裁案件,21件調解案件,還有235件域名爭議案件。從案件數量來看,與2018年和2017年相比,變化不是很大,但是,從案件標的額來看,增長還是比較顯著的。

      港仲2018年案件標的總額是67億美金,2017年是50億美金,2016年則是25億美金。這些數據是令人鼓舞的,它意味著有更多當事人愿意把爭議標的額大的案件交給港仲,也說明了當事人對我們的信任。

      毛曉飛:在這些案件中,涉及中國內地當事人的案件占比如何?

      格里梅:在港仲,大約72%的案件中,至少有一方當事人不是來自香港;大約40%的案件中,沒有任何一方當事人來自香港;8.4%的案件中,則完全沒有來自亞洲國家的當事人。

      2018年,有92個仲裁案件涉及130名來自內地的當事人,中國國有企業的比例占比大約10%到15%。

      此外,有12.4%的仲裁案件用中文審理,7.2%的案件用中英文雙語審理。

      《港仲規則(2018)》實踐效果初顯

      毛曉飛:據了解,新版的《港仲規則(2018)》于去年11月生效,在短時間里可否看到它對仲裁實踐產生的效果?

      格里梅:目前已經有40個仲裁案件適用了新規則。我們發現,一些制度還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譬如,根據《港仲規則(2018)》第41.5條之規定,若一方當事人代替另一方當事人支付了預付款,那么,依照代為繳付一方當事人的請求,仲裁庭可以作出裁決,要求另一方當事人補償代繳的款項。

      在國際仲裁實踐中也經常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仲裁被申請人拖延或不支付應當支付的仲裁保證金,導致仲裁申請人不得不預支所有費用。

      有些國際仲裁案件可能持續三四年,這對于仲裁申請人而言,要承擔很大的經濟負擔。

      根據港仲新規則,仲裁申請人可以在這種情況下請求仲裁庭作出一個部分裁決(partial award)或者說臨時裁決(interim award),要求另一方當事人履行其支付義務。

      這個機制目前看來非常有效,在有些案件中,仲裁被申請人在仲裁庭作出裁決后幾天內就支付了拖欠的保證金。

      顯然,這對于提高仲裁效率和降低仲裁成本而言是非常有意義的。

      毛曉飛:仲裁庭作出這類裁決的法律標準是什么?這一制度是港仲獨有的嗎?

      格里梅:仲裁庭要審查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協議,以及當事人在該協議項下是否應當承擔支付義務。據我所知,這是港仲獨有的一項制度,其他仲裁機構還沒有。

      毛曉飛:據了解,《港仲規則(2018)》已經對第三方資助仲裁案件規定了當事人的披露義務,請問,相關規定的具體運行情況如何,是否已經出現了第三方資助的案例? 

      格里梅: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當事人依照新規則需要披露第三方資助的案件。不過,我們卻遇到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案子,它就涉及新規則的解釋。

      在這一案件中,一方仲裁當事人要求另一方當事人承諾沒有獲得第三方資助,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新規則中第三方資助披露義務的問題。

      我們認為,《港仲規則(2018)》中規定的第三方資助披露義務,僅限于當事人有第三方資助的情形,而不能被解釋為可以要求沒有第三方資助的當事人進行反向披露,因為《港仲規則(2018)》的規定只是為了消除存在第三方資助情況下的利益沖突。

      仲裁庭秘書服務受到當事人歡迎

      毛曉飛:2018年,港仲除了出臺新規則之外,還有哪些新的工作亮點? 

      格里梅:2018年,港仲的仲裁庭秘書服務得到了更多運用,比如,我們在10個仲裁案件中聘用了仲裁庭秘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亮點。

      在獲得當事人同意之后,仲裁庭可以指定一名仲裁庭秘書,其主要職責是在仲裁庭的指令下,協助仲裁庭提高仲裁效率,并節省當事人的仲裁費用。

      如果說仲裁員要負責仲裁庭的所有事務,包括程序性事項,那么,當事人給仲裁員的報酬是每小時6000元港幣左右。

      而如果讓仲裁庭秘書來做,那么當事人只需要支付大約每小時700元港幣,這個費用要低得多。只要獲得當事人的同意,仲裁庭就可以從港仲的工作人員中指定秘書,也可以自己選擇。

      這一制度在2014年被引入,2018年的發展情況特別好,現在《港仲規則(2018)》第13.4條予以保留。

      毛曉飛:這似乎與海牙常設國際仲裁法院的仲裁庭秘書制度很相似,但也讓我想起在了“尤科斯訴俄羅斯案”的仲裁裁決。這一案件先由海牙常設國際仲裁法院仲裁庭作出了有利于尤科斯的仲裁裁決,之后,俄羅斯請求海牙地方法院撤銷裁決,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裁決中的部分內容由仲裁庭秘書起草而不是仲裁員書寫的。你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格里梅:海牙地方法院撤銷這一仲裁裁決的理由是否定了能源憲章的臨時適用,認為仲裁庭無管轄權。俄羅斯一方的確提出了仲裁裁決不完全由仲裁員書寫的理由,但這只是當事人的指控,法院并沒有以此為由推翻裁決。

      我想,在國際仲裁中,眾所周知的是,仲裁庭秘書根據仲裁庭的指令起草一些文件。如果有仲裁庭的授權,且仲裁庭秘書完全根據仲裁庭的指令工作,這樣會很好地提高仲裁庭的工作效率。因為在仲裁中有很多事項是程序性的,并不涉及實體問題,也就是說,這些是不需要仲裁員進行“裁決”的事項。

      當然,在特殊情況下可能會遇到哪些屬于程序問題,哪些是實體問題的爭論,這個界限有時會難劃分,對此當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 白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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